北宋非常重視臺諫制度(臺官糾察百官，諫官規(guī)諫君主)，尤其是宋仁宗一朝，官員因讜言直聲而名震天下者不在少數(shù)，千古名臣如范仲淹、歐陽修、包拯者，最初都是成名于御史、諫官任上。然而，要論當時最敢說敢做的，則非蔡襄莫屬，堪稱北宋第一諫臣。蔡襄(1012-1067)，字君謨，福建仙游人(今福建仙游縣)，十九歲即以開封府鄉(xiāng)試第一的成績考取進士，名動京師，歷任西京留守推官、知諫院、知制誥、翰林學士、三司使、知福州等職，以正直端方、敢于言事的特點孑然獨立于士林，不入時流。景佑三年(公元1036年)冬，范仲淹因彈劾宰相呂夷簡獲罪，落職饒州(今江西鄱陽縣)，歐陽修、余靖、尹洙論救，結(jié)果三人步范仲淹后塵貶出京城。當時，蔡襄還只是小小的西京留守推官、館閣校勘，言微資淺的他卻公開站出來仗義執(zhí)言，作組詩《四賢一不肖》，稱頌范、歐、余、尹為“四賢”，臭罵在范仲淹貶官時推波助瀾的諫官高若訥為“不肖”。蔡襄這一組詩洋洋千言，氣勢磅礴，京城內(nèi)外，士人爭相傳閱，一時洛陽紙貴。

　　慶歷三年(1043年)，蔡襄與歐陽修、余靖、王素等四人，被宋仁宗任命為知諫院，出任諫官，這給了正直無私的蔡襄一個施展才華、報效國家的平臺，他更加執(zhí)著于上書言事，匡時濟世。蔡襄生活的時代，北宋王朝已經(jīng)有了七八十年的發(fā)展，朝廷承平日久，許多舊的制度已經(jīng)不適應新的形勢，積弊叢生，危機四伏。當時，災情頻發(fā)，京東旱災，江淮蝗災，秦州地震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，憂心如焚的蔡襄向宋仁宗上《言災異》奏折，直言不諱地指出：“不顓聽斷，不攬威權(quán)，使號令不信于人，恩澤不及于下，此陛下之失也”，認為災害連連，因循守舊、人事不修的結(jié)果，他要求宋仁宗自我反省，更加勤政務實，樹立朝廷威信。此奏一出，聞者悚然，把當時朝廷內(nèi)外在大臣們嚇出一身冷汗。

　　慶歷四年(1044年)，開寶寺發(fā)生火災，安奉佛牙舍利的靈感塔被毀，朝野震驚，許多宮人甚至燒炙手臂，剃去頭發(fā)，表示對佛的崇敬歸命。宋仁宗也信佛，深感惋惜，他安排人把靈感塔地宮中所藏佛牙塔移入內(nèi)宮供養(yǎng)，并計劃重新建塔安奉。蔡襄聽說后，極力反對，他上書說：“非理之福，不可徼幸。今生民困苦，四夷驕慢，陛下當修人事，奈何專信佛法?或以舍利有光，推為神異，彼其所居尚不能護，何有于威靈。天之降災，以示儆戒，顧大興功役，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”(《宋史蔡襄傳》)，意思是舍利若真有靈性的話，那它為什么連自己居住的房子都保護不了呢?不但把宋仁宗重修佛塔的想法嘲笑了一番，還認為不修人事、專信佛法，那是以人力逆天意，本末倒置，勞民傷財。蔡襄的話，擲地有聲，如同一支支離弦的響箭，紛紛射向了宋仁宗。好在宋仁宗心懷仁慈，除了繼續(xù)潛心佛法、關(guān)愛舍利之外，對蔡襄的話，倒也沒怎么計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