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七寶指供養(yǎng)佛陀及其舍利的七種寶物，不同文獻中具體所指略有不同。鳩摩羅什(344-413)譯《妙法蓮華經(jīng)》中，七寶有金、銀、琉璃、車璩、馬瑙、真珠、玫瑰七種。盛唐時代高僧澄觀(738-839)《華嚴經(jīng)疏》中還提到“十寶”，言“十寶者，有云金、銀、瑠璃、硨磲、碼碯、珊瑚、琥珀、真珠、玫瑰、瑟瑟為十，十中前七即是七寶”。除金銀外，其余皆為寶石，《撒馬爾罕的金桃》第十五章“寶石”多有詳論，唯一缺席者是“玫瑰”，此名見于第十章“香料·玫瑰香水”條，指五代以降常見于史籍記載的“薔薇水”，當時“薔薇水”作為外國貢品為人所知，用途甚廣。最早相關記錄，一般認為是《冊府元龜》卷九七二所載，后周世宗顯德五年(958)九月，占城國王遣其臣蕭訶散等來貢方物，其中就有十五(琉璃)瓶薔薇水。這位使臣稱，此水出自西域，用于噴灑衣物，香氣濃烈持久。薛愛華提出兩則材料，將中古中國使用薔薇水的時間上溯到中唐，其中一則事例相當生動，柳宗元每收到韓愈詩，總要“先以‘薔薇露’盥手，熏玉蕤香，后發(fā)讀”(《云仙雜記》卷六)。作者謹慎指出，這一記載表明，五代之前，或者“制作香水的技藝就已經(jīng)傳到了中國”，或者“中國本土就已經(jīng)產(chǎn)生了一種制作玫瑰香水的技藝”(431頁)。柳宗元的“薔薇露”和五代舶來品“薔薇水”名稱相似，卻不見得是同一種物品，何時中國出現(xiàn)從薔薇花中提煉香水的工藝，這里暫且不談，本文注意到的問題是，玫瑰所指如何由寶石變成了花卉，中古時代，玫瑰與薔薇可以混用么？

　　“玫瑰”本是產(chǎn)自西方的寶石“玫瑰”一詞最有名的出處，來自《韓非子》買櫝還珠的故事，其中核心物什是一件華美的木櫝，“為木蘭之柜，熏桂椒之櫝，綴以珠玉，飾以玫瑰，輯以羽翠”，“玫瑰”在這里顯然并非植物，而是寶石。更直接的表述則見于西漢司馬相如名篇《子虛賦》，子虛先生向齊王形容楚國云夢澤的各類風物，提到“其石則赤玉玫瑰，琳瑉琨吾”。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極力渲染上林苑仙境般的景致，也特別提到苑中“玫瑰碧琳，珊瑚叢生”。西晉晉灼將玫瑰注為火齊珠，李善注《文選》沿用此說。初唐顏師古注《漢書》發(fā)展了這一解釋，稱“火齊珠，今南方之出火珠也，玫音枚，瑰音回，又音瓌”。顏師古所謂“南方之出”大約來自南朝人的觀念?！短綇V記》卷四二三有則出自南朝任昉(460-508)《述異記》的記載，“南海俗云，蛇珠千枚，不及一玫瑰，言蛇珠賤也，玫瑰亦珠名”，可見玫瑰在時人看來是南海地區(qū)的寶物，而據(jù)《梁書》卷五四《諸夷傳》，火齊珠是扶南、丹丹等海南諸國所貢，玫瑰卻多出自波斯、大秦等西方地區(qū)，似乎有所不同。

　　玫瑰石產(chǎn)自西方有其文獻依據(jù)。《三國志》卷三〇《魏書》三〇“大秦國”條提到當?shù)厥a(chǎn)寶石，種類有“明月珠、夜光珠、真白珠、虎珀、珊瑚、流離、璆琳、瑯玕、水精、玫瑰、雄黃、雌黃、碧、五色玉”，這條記載為《冊府元龜》卷九六〇“大秦國”條收錄，只是文字稍有出入，虎珀作琥珀，流離作琉璃。另有《梁書·諸夷傳》“波斯國”條，記當?shù)亍跋坛厣汉鳂?，長一二尺，亦有琥珀、馬腦、真珠、玫[左“王”右“回”]等，國內(nèi)不以為珍”，這一記載為《南史》卷七九《夷貊傳》“波斯國”條所收，琥珀作虎魄，玫[左“王”右“回”]作玫瑰，后又見錄于《冊府元龜》卷九六一“波斯國”條，馬腦作瑪瑙，玫[左“王”右“回”]作玫瓌。文字雖有不同，但玫瑰(玫[左“王”右“回”]、玫瓌)顯然指一種大秦、波斯等地出產(chǎn)的礦石。北魏時代出使西方數(shù)十國的宋云曾行經(jīng)嚈噠國，他看到嚈噠王妃“著錦衣，長八尺奇，垂地三尺，使人擎之。頭帶一角，長三尺，以玫瑰五色珠裝飾其上”(《洛陽伽藍記》卷五)，足見玫瑰在當?shù)匾彩且环N名貴的寶石。北魏和平二年(461)，為慶祝國家拓土定疆的偉業(yè)，文成帝特命有司制作十二只巨型“黃金合盤”，工藝繁瑣精細，“鏤以白銀，鈿以玫瑰”，上刻銘文寫道，“九州島致貢，殊域來賓，乃作茲器，錯用具珍，鍜以紫金，鏤以白銀”(《魏書》卷一一〇)，此處“具珍”顯然就是指“玫瑰”石。

　　由此我們再來反觀見于東晉葛洪(284-364)輯佚《西京雜記》卷一的一則記載，“樂游苑自生玫瑰樹，樹下多苜?！?，此處“玫瑰樹”常用來證明漢朝已有玫瑰種植，但作為孤證，此處玫瑰并不見得一定是植物，更可能是寶石，“金樹”、“銀樹”、“琉璃樹”、“珊瑚樹”、“瑪瑙樹”等皆頻見于佛經(jīng)。另據(jù)《太平廣記》卷二三六引《西京雜記》，漢武帝得天馬，“常以玫瑰石為鞍，鏤以金銀鍮石，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”，武帝時代玫瑰為寶石之名，亦是清晰可見的。

　　佛教七寶是裝飾佛教供養(yǎng)器具的重要寶石，也是佛天世界建筑裝飾的重要材料，《大般涅盤經(jīng)》中的宮宅，墻壁由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四寶做成，地面則鋪以玫瑰。唐代佛經(jīng)字書《一切經(jīng)音義》注解“玫瑰”稱，“石之好美曰玫，圓好曰瑰”，“瑰”讀音當是“胡魁反”，與“回”同音。初唐歐陽詢(557-641)《藝文類聚》卷七七中引梁劉孝儀《平等(寺)剎下銘》中，美輪美奐、仿若天界的佛剎“檻綴玫瑰，階填粟玉”，呈現(xiàn)出“火齊勝明，燭銀揚采”的效果，這里玫瑰與火齊對應，反映了時人對玫瑰石的理解。這一表述為唐朝開元時文人常允之用在《重修臨高寺碑并序》(《全唐文》卷三九六)一文中，“文以粟玉，藻以玫瑰”，中古觀念中以七寶打造佛殿極為常見，所謂“水晶宮殿琉璃瓦”(歐陽炯《題景煥畫應天寺壁天王歌》)便是這一觀念的典型。這種以金銀、寶石打造裝飾建筑的趣味源自西方，有其現(xiàn)實依據(jù)，大秦國王宮“柱櫳多以水精、瑠璃為之”，其殿“以瑟瑟為柱，黃金為地，象牙為門扇”(《舊唐書》卷一九八)，這一以金銀、異寶裝飾宮殿的風尚深刻影響了唐朝，崔顥(704?-754)筆下，“水晶簾箔云母扇，琉璃窗牖玳瑁床”等宮廷陳設，文學修辭背后有相當寫實的成分。

　　從漢代至初唐，“玫瑰”之名所指顯然都是一種產(chǎn)自西方世界的寶石，無論施于宮廷還是佛剎，都是昂貴、稀有的珠寶。顏師古注反映出，初唐人認為玫瑰即火齊珠，于是《隋書》卷八三《波斯傳》所列土產(chǎn)寶石，便是“火齊”與真珠、頗黎、獸魄、珊瑚、瑠璃、碼碯、水精、瑟瑟等并列一起。中宗朝權傾一時的安樂公主(?- 710)曾擲三萬重金打造一件百寶香爐，其表面除了各種奇花異草、珍禽仙獸的花紋，更嵌有珍珠、瑪瑙、琉璃、琥珀、玻璃、珊瑚、車磲、琬琰等各類寶石(《朝野僉載》卷三)，已不見玫瑰。進入中唐，玫瑰作為石頭之名的例子越發(fā)少見，晚唐文人蘇鶚(886年前后進士及第)《杜陽雜編》提到晚唐宮廷中有“玳瑁帳、火齊床”等物，水精、火齊、琉璃、玳瑁等寶石皆被用來制作宮廷室內(nèi)陳設用度，也不再用“玫瑰”石。

　　中古時期，“玫瑰”和薔薇是同一種植物嗎？

　　玫瑰之名逐漸脫離寶石的同時，轉(zhuǎn)而日益頻繁用于指稱某種植物。自八世紀前期開始，唐詩中出現(xiàn)玫瑰，幾乎無一例外指玫瑰花。比如開元年間文士李叔卿《芳樹》一詩寫道“春看玫瑰樹，西鄰即宋家;門深重暗葉，墻近度飛花”。中唐盧綸(739-799)《奉和李舍人昆季詠玫瑰花寄贈徐侍郎》一詩中，玫瑰花色澤艷麗，香味濃郁，所謂“雨朝勝濯錦，風夜劇焚香;斷日千層艷，孤霞一片光”，司空曙(720?-790?)同名唱和詩寫道“攢星排綠蒂，照眼發(fā)紅光”，“蒙蘢珠樹合，煥爛錦屏張”，也意在突出玫瑰花枝鮮艷奪目的視覺效果?；钴S于八世紀中后期的文人邵說曾撰《上中書張舍人書》(《全唐文》卷四五二)一文，他應張舍人之求，送上數(shù)本自己親栽玫瑰，文中強調(diào)玫瑰“常開花明媚，可置之近砌，芳香滿庭，雖萱草忘憂，合歡蠲忿，無以尚也”，可見時至八世紀中葉，玫瑰花已是官家士人熱衷于家居庭園栽培的花種。邵文還提到曾向樹藝專家請教玫瑰養(yǎng)殖技術，提醒張舍人若能“當春徙之，度地居之，順其陰陽，遂其成性，根莖未固，擁之以沃土，枝葉未茂，漑之以寒泉”，便可得“扶疎郁映，紅芳可得而玩矣”之效。有趣之處在于，這篇文字除了強調(diào)玫瑰的品性和養(yǎng)殖，其深刻用心還在于作者自比玫瑰，這一自薦策略也反映出，玫瑰在時人心目中已是脫俗名貴的花種。

　　九世紀前期文士李肇《翰林志》有對大明宮翰林院內(nèi)陳設的記錄，稱“虛廊曲壁多畫怪石、松、鶴?！簝?nèi)古槐、松、玉蕊藥樹、柿子、木瓜、庵羅、峘山桃李杏、櫻桃、紫薔薇、辛夷、蒲萄、冬青、玫瑰、凌霄、牡丹、山丹、芍藥、石竹、紫花、蕪菁、青菊、當陸、茂葵、萱草”等草木，玫瑰已赫然列身其間。據(jù)李匡乂(活躍于806年前后)《資暇集》的形容，玫瑰“叢有似薔薇而異，其花葉稍大者”，而其得名則由“梅槐”而來，傳說由梅與槐合生之樹。此名最早見于伍端休《江陵記》一書，為《藝文類聚》《唐語林》《太平寰宇記》《太平御覽》等類書收錄，但唯有李匡乂(活躍于806年前后)提到，梅(枚)槐后來被訛寫作“玫瑰”，然而究竟是取“花中獨珍”之意，還是因花形似玫瑰，則難以確定，但作者強調(diào)，玫瑰的瑰當讀作“回”而非“瓌”，后者指瓊瑰，這又與《一切經(jīng)音義》的注音有沖突。

　　玫瑰轉(zhuǎn)而指稱花卉的契機，除了與梅槐之間的音形接近外，很可能源于這種花品罕見，而花色與傳說中玫瑰石色澤相仿。長安安業(yè)坊唐昌觀有一株白牡丹，枝葉繁茂，每歲開花，若“瑤林瓊樹”(《劇談錄》卷下)，時人提及唐昌牡丹時，“瑤瓊”是極為常見的比喻。以寶石喻顏色的做法也早已有之，六世紀梁簡文帝蕭綱(503-551)就曾寫下“云開瑪瑙葉，水凈琉璃波”，瑪瑙與琉璃便指丹青二色。但直到元稹、白居易所在的中唐時代，以寶石形容植物顏色的例子才格外流行起來，比如劉禹錫(772-842)形容友人饋贈斑竹杖，“一莖炯炯瑯玕色，數(shù)節(jié)重重玳瑁文”，元稹(779-831)把怒放的芍藥花說成是“琉璃葉”上開出“珊瑚朵”，薔薇花到孟郊(751-814)筆下便成了“千艷萬艷開”的“紅琉璃”，皮日休(838?-883)徑將盛放的石榴花漫天的火齊珠。雖然玫瑰花色多樣，但史籍所見，仍以紅色居多。如溫庭筠(812-866)《屈柘詞》， “楊柳縈橋綠，玫瑰拂地紅”，徐夤(894年進士及第)《燈花》“點蠟燒銀卻勝栽，九華紅艷吐玫瑰”。在唐人觀念中，這種紅色非常迷人，李商隱(813-858)便以玫瑰石的色澤來形容美人，“青樓有美人，顏色如玫瑰”，同詩后文還有“徒令真珠肶，裛入珊瑚腮”，皆是以寶石喻顏色的修辭手法。還有一種常用于形容靛青或翠綠的寶石是“瑟瑟”，白居易(772-846)曾以“猩猩凝血點，瑟瑟蹙金匡”來形容花團錦簇的薔薇枝。“猩猩”與“瑟瑟”此后發(fā)展成一種常見的修辭組合，如方干(809-888)《孫氏林亭》“瑟瑟林排全巷竹，猩猩血染半園花”，殷文圭(898進士及第)《題吳中陸龜蒙山齋》 “花心露洗猩猩血，水面風披瑟瑟羅”，皆形象道出晚唐文人園林的色彩配置和視覺景觀。

　　此處“猩猩血”一詞值得留意，唐人認為“西國胡人”取猩猩血用作織物染料，才實現(xiàn)一種經(jīng)久不褪的紅色，詳參本書第十三章“顏料”類的相關介紹?！靶尚伞被颉靶尚裳弊鳛橐环N指稱紅色的專有名詞，尤其常用于形容薔薇花。如皮日休《重題薔薇》，“濃似猩猩初染素，輕如燕燕欲凌空”，齊己(863?-937?)《紅薔薇花》“鶯聲漸老柳飛時，狂風吹落猩猩血”。同為紅色，外形又接近，玫瑰與薔薇之間有時會被混用，如兩首白居易詩中分別有“菡萏泥連萼，玫瑰刺繞枝”和“薔薇帶刺攀應懶，菡萏生泥玩亦難”之句，顯示出玫瑰與薔薇之間是極為相近的，然而即便如此，在時人看來，兩者也是有所區(qū)別的兩種花。晚唐人認為玫瑰來自南海，乾寧年間(894-898)進士徐夤《司直巡官無諸移到玫瑰花》寫道“芳菲移自越王臺，最似薔薇好并栽;秾艷盡憐勝彩繪，嘉名誰贈作玫瑰”，齊己則稱，薔薇不過是“根本似玫瑰”，“似”字既說明兩者的聯(lián)系，也點出其中的區(qū)別。比較而言，薔薇地位似乎更高，徐鉉(916-991)《依韻和令公大王薔薇詩》以“芍藥天教避，玫瑰眾共嗤”來形容薔薇花中獨貴的身份;無獨有偶，徐夤《尚書會仙亭詠薔薇夤坐中聯(lián)四韻晚歸補緝所聯(lián)因成一篇》也寫到，“躑躅豈能同日語，玫瑰方可一時呈”，也是在反襯薔薇的名貴。這些并置與比較反映出，在時人眼中，薔薇與玫瑰是“似”卻不同的兩種花。

　　“玫瑰”之名的變遷與“漢學”研究的興衰時至今日，我們已無法確證史籍中的玫瑰原本究竟指哪種礦石，而這樣的確證意義或許并不大，因為這種石材最初出現(xiàn)在漢文史籍中，便相當神秘，人們的關注點不在于實物，而是這一名物所承載的外來、稀有、昂貴、華美等屬性，如薛愛華所說，“舶來品的真實活力存在于生動活潑的想象的領域之內(nèi)”?！懊倒濉敝?，在唐朝發(fā)生了重大轉(zhuǎn)變，這一轉(zhuǎn)變的具體契機已難得其詳，但結(jié)果非常清楚，玫瑰與石材之間的聯(lián)系逐漸稀薄，甚至被人遺忘，轉(zhuǎn)而成為一種觀賞花卉的稱謂，新聯(lián)結(jié)的建立，有其偶然性，但可能性很大的，是這種花卉及其名稱令時人聯(lián)想到腦海中“玫瑰”寶石應有的模樣。英文中玫瑰和薔薇是同一個詞，而唐人知識系統(tǒng)中兩者卻不是一回事。當時玫瑰養(yǎng)殖似乎還停留在賞玩階段，因此，“玫瑰花水”是否在唐朝切實存在，尚難落實。同樣的，作為動物名詞的“猩猩”，在唐代，則多數(shù)情況下以“猩猩血”的形式出現(xiàn)，唐人觀念中正紅色與猩猩血之間的強勁聯(lián)系也是空前絕后的，這顯然源于唐人熱衷絢爛、熱烈之色的審美文化。無論是玫瑰與寶石，還是猩猩與顏色，都反映了名與物之間復雜而微妙的對應關系，而歷史之生動正在于這一關系的變動不居，同時也是《撒馬爾罕的金桃》一書書名的深意所在，“雖然這種桃子曾經(jīng)是某種‘真實的’存在，但是這種水果已經(jīng)部分地成了一種玄虛神妙的實體”。也就是說，這本書的研究對象與其說是物，毋寧說是不同時空中變化與流動的觀念和風俗，是物品背后生動的歷史。

　　然而，這類“漢學”研究無論從旨趣還是文體在此后似乎都逐漸失落，甚至為人遺忘?！度鲴R爾罕的金桃》初版于1963年，杜希德(Denis Twitchett, 1925-2006)1964年為本書撰寫的書評中提到，“人們很想知道，這類研究如何有益于‘現(xiàn)代漢學’(modern sinology)，多大程度上不過是‘伯希和一輩古物學家研究’(antiquarian inquiries of Pelliot and his generation)的延續(xù)”，“現(xiàn)代漢學”一詞意味深長，因為同年3月22日美國亞洲研究協(xié)會(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)第十六屆年會圍繞“中國研究與其他學科”(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)進行了專題討論，與會者包括列文森(Joseph Levenson, 1920-1969)、芮瑪麗(Mary Wright, 1917-1970)、施堅雅(William Skinner, 1925-2008)、莫里斯·弗里德曼(Maurice Freedman, 1920-1975)、牟復禮(Frederick Mote, 1922-2005)、史華慈(Benjamin Schwartz, 1916-1999)、杜希德等眾多著名的中國史研究者，用施堅雅的話說，這次討論正是在“漢學已死，中國研究萬歲”(Sinology is dead; long live Chinese studies)呼聲日益高漲的背景下進行的，這次討論會仿佛美國學界對傳統(tǒng)“漢學”的一次集體告別，因為絕大多數(shù)人認為，作為東方學分支的“漢學”缺乏理論探求，沒有時間意識，不過把古代中國作為知識的“博物館”或“雜貨箱”。杜希德的評論文章卻對此表示異議，他心目中的漢學深厚得多，非常開放，也具有包容性，他強調(diào)，以語言研究和文獻辨析為核心的傳統(tǒng)漢學方法無論如何都是理解中國的基礎，這種看法并非主流，因此其文章名不乏悲情色彩，叫作“為漢學孤獨地喝彩”(A lone cheer for Sinology)。就此而言，杜希德和薛愛華之間不乏共鳴。但薛愛華顯然更為保守，傳統(tǒng)“漢學”危機在“二戰(zhàn)”后就已暴露，五十年代末期，他曾一度公開主張廢除“漢學”和“漢學家”一詞，轉(zhuǎn)而以漢語“語言學家”自居，但這一提議并未被學界采納。二十多年后，薛愛華1982年在一次講演中再次反思“漢學”之名，他提倡恢復漢學的本初意義，即漢語研究，特別是古代漢語文獻研究，應與通常所說“拉丁學”、“埃及學”和“亞述學”相同意義上使用這個詞。這一號召無疑是不合時宜的，當時全球格局星移斗轉(zhuǎn)，歐美世界對中國歷史與現(xiàn)實的研究在新時代背景下有了新的旨趣和路徑，絕大多數(shù)人早已放棄了這一語境下的“漢學”，就像唐人已不再將玫瑰當作寶石。